雨雾交替的北京，像是华北平原喝得太醉，睡进混沌的梦里。疫情终于干净，温热的七月，我再次见到了冰轮。我惊讶地发现，可能是穿了短袖的缘故，他显得越来越胖了。
然而冰轮坚持他没有太胖，是我记忆出了问题。他说，人上了年纪就是这样，何况他还天天健身，只不过不忌口。冰轮年近四十，还是单身，时间没怎么刻画他，只是多了一点儿黑眼圈，白头发都没几根。
我对他抱怨，“再这样下去，你就要失去你的美貌了。”
他丹凤眼上挑，折出一道细褶，“谁没有年轻过？年轻过就行了！”
我想，世界上最遗憾的莫过于美人迟暮，而冰轮不止这一点可惜。
“我们上次见面是什么季节？是夏天，秋天还是冬天？我不太记得了。”他残留的艺术触觉在这句话里飘忽着。
岑冰轮在蟠龙门干了整整十五年，依旧是一名普通员工，每天平静地检着票。
在蟠龙门内的一排职工照里，大家都穿着白衬衫和黑西装，照片下贴着服务宣言。而二十三岁的冰轮眉清目秀，眼神桀骜，无论怎么看，都不太属于这儿。我无数次经过，都会想，年轻时的冰轮一定有很多小姑娘追。
蟠龙是传说中蛰伏在地而未升天之龙，龙的形状盘曲环绕。在古代传统建筑中，一般把盘绕在柱上的龙和装饰桩梁上、天花板上的龙均习惯地称为蟠龙。蟠龙门的名字，似乎就是为了冰轮而生的，他始终未能如意。
冰轮有一双北方人常有的丹凤眼，说起话来连绵不绝，眼神上探四十五度角，中气十足。我用手撑着头，感觉像环绕立体声，音高而醇亮，在我周围织成密不透风的网。
我像个点头哈腰的小弟，基本没有插话的机会，只有捧哏的份儿。“大哥，你这不愧是吹长号的，你这声儿太高了，肺活量是天生的吧？”
他说：“肺活量都是练出来的，越练越好。我们要说谁吹得好不好，会评价这人气不错。”
我又问：“长号的声音为什么这么低沉？”
他回答：“我不想聊艺术，我们还是聊聊人生吧。”
我后来才知道，长号的气息消耗极大，吹低音时尤甚。
一九九三年，冰轮还住在鼓楼，在胡同里的后广平小学读书，父母都是企事业单位的普通职工。那时，每个北京的小学生几乎都要培养出一些兴趣爱好，只要是家长能负担得起，都愿意送孩子去上一门兴趣班。学什么呢？画画吗？他不太感兴趣。游泳吗？他母亲在白塔公园工作，他掉进过水里，对此充满恐惧。
学校校乐团的老师来招学生，学乐器比较贵，在当时比较冷门。老师首先看了看孩子们的手指，又挨个儿看了看嘴唇，让几个小孩儿跟着唱一段旋律。听完后，那老师劝他父母，说这孩子嘴唇厚，节奏感不错，非常适合吹长号，如果不学长号，真的可惜了。
无论是铜管还是木管，每种唇形都有自己适合的乐器，而冰轮恰好就适合长号。很多年以后，冰轮想，也许是老师怕收不到学生赚不到钱，才会这样说吧，毕竟总共也没几个小孩儿。
但像每一个被管乐团挑中的小孩儿一样，他们一家怀揣着美好的心愿，抱着试试看的心情交了钱。很多小孩儿都有学西洋乐器的经历，但没多少人能坚持下来，大家都抱着陶冶艺术情操的心愿进去，很快就放弃了。
冰轮是老北京人，家里没有任何人懂音乐，但他偏偏有天赋。上课的时候，老师会夸每个小孩儿，但夸他夸得最多，甚至于他每吹一个音都要夸他。老师说他气息饱满，吹出来的节奏很稳，从来不会因各种原因赶拍子，这是难得的天赋。
为了学得更多，到了四年级，家人专门请了乐团出身的秦老师来家里教课。秦老师每天从西单骑着那辆二八大杠，到鼓楼的小胡同里来给他上课。家里人问老师要喝茶还是汽水儿，老师倒也很诚实，他只喝酒，啤酒就行。于是老师一边喝酒，一边给他上课。
老师喝燕京的罐装啤酒，整提整提的喝，脾气也因此变得暴躁。冰轮只要吹错一个音，老师抬脚就踹他屁股。有时打得特别狠，他一边哭一边吹，此时也不能错，不然会继续挨打。有时老师喝醉了会睡着，还是能听出他吹错了音。
这对冰轮来说一直是个谜，一个人怎么能在睡着以后还能听音准呢？
在秦老师严格的教育下，他进步很快，基本功练得很扎实。那时他离学校也近，每天放学写完作业就吹号，那时他的学习成绩不错，一家人从没想过走专业这条路。
到了初二，冰轮家附近要拆迁。二十世纪末的北京平民，大多很听话，很少有钉子户，也不太会谈判。他们觉得胡同的平房能换两套楼房，已经很不错，无法预见之后的经济腾飞，甚至都没有考虑过距离远近。来人敲门，挨家挨户通知拆迁，一纸合约递来，他们就签了字，从二环的鼓楼搬到了四环外的石景山。
上了初三，冰轮的户口还在新街口，学区划片和工作地点都不能换，冰轮和他的母亲要五点起床，挤一个半小时的公交和地铁，一个到白塔公园上班，一个去地安门上课。放学后，再夹在晚高峰里回家，写完作业还要练琴。第二天上课睁不开眼，他很快就跟不上课，从前几名被甩出很远。再想去追，精力完全涣散，只有长号还在坚持。
冰轮始终觉得，那是他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他从此走向了完全不同的路。
到了中考，他们一家人各处找学校，秦老师给他们指了一条路，著名的Z乐团下属有一家定向高职，是个私立，在大院儿里租了片地，由乐团里的老师亲自教。好好学三年，就能考进Z乐团，有一份稳定而体面的职业。
1999年，冰轮进了那所高职，原本以为大家是来积极进取的，结果没有几个认真学习的。有些人家里开公司，日后继承家产，不考虑就业问题。世纪之末，网游刚刚兴起，没有多少男孩儿能经得住诱惑，每天去网吧玩到地老天荒，别说练琴，上课都没几个人。
学校的学费很贵，乐理和视唱练耳，冰轮每一节课都上得很认真。当时他们的教材只有央音的考级教材，还有一些国外的练习曲，一般人根本拿不到。老师那边有资源，他们便轮流去复印谱子，少的几十张，多的几百张，一张一张复印，如获至宝。二十多年过去，他一直留着板砖似的一摞乐谱。
练习曲最重要的是练技术和基本功，音阶、三重爬音、四重爬音和泛音，大到二十四个大小调，一些乐曲的困难片段。老师让几个认真学的学生住在一起，互相促进，不要受外界影响。冰轮和派特都是吹长号的，属于同一声部，也被分到了同一宿舍，逐渐成为了朋友。派特的父亲痴迷于古典乐，嗜听古典乐如探寻生命之光，最大的心愿是让儿子走向古典乐之路。小学一年级，托人带他去大师门下学习小号，大师看他的外在条件并不符合小号要求，也许是嘴唇偏厚的缘故，拒绝了他们。小号的号口小，要求的唇形偏薄一些。两年后，父亲同事家的儿子开始学习长号，他这次跟着一起去，唇形和手指合适，顺利学了长号。这条专业道路让他痛苦，学校的乐团要求严格，每天他都要花2-3个小时进行专业训练。父亲每周都带着他去河边，父亲让他对着河面吹一下午号，自己钓鱼来打发时间。孩子的天性都爱玩儿，父亲的严格监督让他不敢有丝毫懈怠，逐渐声色动人，弥远悠长。鱼儿被音波推着游，不知道游去哪里，湖面不断泛起涟漪，鸟儿隐入林间，啾鸣缀舞号声。
当年西城区小升初语文数学一共200分满分，派特考了196分，靠特长生跨区选调，成功进入了一所海淀区的重点高中。这所高中的金帆交响乐团是全北京最早也是最好的金帆乐团，它的实力水平远远超出了很多北京的学校乐团，甚至可以媲美中央音乐学院里的专业乐团。当时，海淀区的英语水平遥遥领先城八区，海淀学生从小学就开始在课外班学习英语，而派特却是正经从初一才开始学，老师们教课速度都很快，他完全跟不上英语课的节奏，学习考试总有一门拖后腿。最终，派特一家决定支持他到底，直接走长号专业。初三毕业，他也来了这所音乐高职。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既然决定走专业，首先就该换乐器。老师有渠道帮忙挑选，还可以打折。央音乐器的标配是美国的巴哈牌，派特花了21500块买了一把。而冰轮则买了台湾合资品牌杰普特的长号，原价9000多，到手价8760块。当时，北京市的人均工资千元左右，冰轮父母怕拿太多现金去琴行不安全，便专门去了老师家里，将一兜现金亲自交给老师，从老师那儿拿到了乐器。冰轮很羡慕派特，派特当时用的各种乐器都是进口的，非常勤奋，技术也好，虽然俩人同一届，他却尊称派特为师兄。学长号的同学也有女孩，吹得也很好。事实上，世界上有很多女性长号演奏家，吹得都非常好，而在铜管乐的故乡德国，很多长号手都是女性。
每天早晨起床号响，一周两节课，老师一对一教课，其余时间上午自己练，完成老师给布置的作业，他们声部的人比较少，偶尔一起排练重奏。下午是文化课和乐理课，他们一起上。
练琴是件辛苦且枯燥的事，在派特看来，毫无乐趣可言。外面的名曲吹得再风光，哪怕用长号可以舞出《野蜂飞舞》也只是炫技，只能听出快，并不能听出每个音准不准。真正的技术在苦练基本功，比如长号的泛音，甚至是吹得越慢越能听出音准不准。他们练习的时候必须要卡着节拍器，每个音都要特别准，不能快也不能慢，每天至少也要练够半天到一天。
冰轮的乐理学得很好，节奏从来都很准，只有一点，他耳朵不好，听音听得不太准，这也是小时候总挨揍的原因。此时我正支着脑袋昏昏欲睡，听到此处一跃而起。“什么？你耳朵不好？你耳朵不好还学音乐？”冰轮一本正经地看着我，“我说我耳朵不好，那是跟我同专业的人比。你要跟我比，那你没得比。”
高职的老师崇尚交响曲里那磅礴豪迈的气势，长号适合演奏雄壮乐曲中的中低声部分，也是乐团中最常用的乐器之一，因此老师们对号手们很器重。少年时候的冰轮对法国号十分感兴趣，为它的柔美声调所着迷。
法国号又叫圆号，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乐器之一。虽然圆号和长号一样都属于铜管乐器，但长号是C调，而圆号是F调，这也就意味着圆号不仅能够演奏出嘹亮的音乐，也能吹出属于木管的柔和音调，它是一种介于铜管和木管之间的乐器。圆号的声音丰饶柔美，与木管和弦乐都能适配得很好，是铜管乐器中音域最宽，运用最广泛的乐器。在这所高职里，吹圆号的还是女孩多，男孩很少。
冰轮听着法国号的音调，不知是不是从那种柔美而宽广的音域中，触摸到了那些想象中漂浮的按键。有时当你习惯于某种乐器，行走在枯燥的训练中，总会被其他的声调所吸引，然而这依然是一种隔空的遥望。长号学了这么多年，唇形和指法很难再变，再喜欢，冰轮也只是想想而已。况且，老师严禁他们触碰法国号，容易把气质带偏。
每个月冰轮都有一百块零钱，除去两盒烟钱，费用基本都花在了周六下午的网吧。网吧三块钱一小时，为了能多玩儿一会儿，每周放学他都从香山附近步行回石景山，来回一共五个多小时，可以省下四块钱的车费。
网上冲浪时，冰轮认识了一所东城区重点高中的长笛首席，两人很聊得来。有天女孩说，他们高中要在中山公园举办一次演奏会，有一张票，问他去不去。
冰轮欣然前往，让他感兴趣的不只是这位少女，他更想听听她们学校的演奏水平如何。作为普通高中的乐队，她们的水平已经很好。音乐会结束后，他们就在一起了。她喜欢听港台的流行音乐，而他很不喜欢流行音乐。在学古典乐的一些人看来，流行乐将古典音乐那些复杂的和声配器对位法之类给简单化了，而且很多搞流行的基础乐理都没学好，写出来的东西有很多错误，这就导致大部分的流行过于简单。
为了恋人，冰轮主动变换口味，听了很多港台流行音乐，尽可能去多听多了解，上网四处搜集新歌，陪她去街边买卡带。大概是他这近四十年来，跟流行音乐走得最近的一段时间。他觉得，恋人对音乐的喜欢就是玩儿闹，可他很愿意陪着。
大概过了一年，发现女儿在偷偷谈恋爱，对方的父母坚决反对，冰轮的初恋和平告吹。初恋是唯一能跟他正经聊音乐，跟他有过很多共同话题的恋人。那个年代大街上只有唇膏，而她想办法送了他一盒唇油。大概是北京太过干燥，吹号多了，嘴唇容易干裂。二十多年过去，唇油的盒子仍然放在他的抽屉里。
2001年，临近毕业，冰轮的师兄派特因为在S市的音乐学院认识熟人，作为2001届的应届生，提前去S市的音乐学院进修，顺便补习文化课，最后顺利考去外省。冰轮家在外地没有亲戚，作为北京胡同里长大的孩子，他不愿意去外地，人生地不熟，他本能对陌生的环境感到恐惧。这时，学校说似乎要把他们从高职转成大专。冰轮一听不错，高职毕业，依旧还算在校生，就在学校继续呆了一年。
北京的学生们把各大音乐学院简称为中央院儿、上海院儿、沈阳院儿和天津院儿等。网络发达之后，听过各种演出汇演，大家对各地的音乐学院水平都有所耳闻。更何况，当时音乐类的一本院校也不多，很多人都认定，很多外省市的音乐学院，能力、水平和氛围都无法与央音相提并论，要上就一定要上央音或上音等等。
冰轮记得后来在央音进修时，遇到过外省的音乐学院要评选教授，需要中央院儿老师的评级，可是负责评级的央音老师也不过是个副教授。他记得当时央音老师的鼻子都快气歪了。
一筹莫展之际，他的长号老师强烈要求他考Z团，他也是Z团考试的评委团成员之一，觉得冰轮天资和水平都不错，绝对没问题。这让冰轮有了些底气，大雾逐渐褪去，他的眼前星光点点，跳跃闪动。
他距离艺考还有半年，禁不住外面的诱惑，想先出去赚点儿钱，再准备Z团的考试。
家里为了给冰轮交学费已经倾尽所有，他没闲钱出去玩或吃饭，每当看见别人接到呼机上的来电，再出去回电，他都很羡慕。“现在想想真挺傻的，你接到别人的呼机，你还得花钱自己打回去，是不是？”
正巧，刚毕业的一些同学无处可去，学校便集体给他们介绍到了一家中介公司，公司负责外包婚礼、剪彩、开业和奠基等需要乐队或演奏的地方，给他们几大本名录，让他们自己打电话去联系，有谁需要就去打一竿子枣儿。
有同学给冰轮介绍的工作还不错，在北京游乐园的艺术团里演出，负责人看他专业出身，给他算二级工资，一个月1200元钱。在2001年，对于刚独立的少年来说，已经是个不错的收入。况且，冰轮看中北游的工作，也是因为有大量的自由时间，每天他都可以有充分的时间来练自己的东西，准备年后的重要考试。
北京游乐园曾坐落在东城，是北京最早的一处现代化游乐园，也是中日合资的一所大型园林式的游乐园，也是很多人的童年记忆。2011年6月，北京游乐园正式停运，随后被拆除，许多人在断壁残垣上画满了纪念的涂鸦。
不知是冰轮母亲在白塔公园工作的缘故，还是冰轮第一份工作就在游乐园的缘故，好像一种预言，将冰轮的生命音轨牢牢地刻录在游园的枯燥幻梦里，任它一圈又一圈旋转。
夏天每天演出三场，歌舞团跳些现代舞和流行舞，乐团为歌舞团伴奏，有实习的小姑娘每天从舞蹈学校赶来上班。每天演出前，乐团都从流行歌上现扒谱子。冰轮对此很不喜欢，对于他来说，扒流行音乐的谱子实在太过简单，他从中学不到任何有助于专业的东西。
况且流行音乐的节奏变化很多，非常随性，不像古典乐那样稳重，流行音乐不需要音准，音乐越乱气氛就越热烈，才能激起人们的狂欢气氛。他很怕这种排练会带坏古典的节奏，影响明年的考学。平时工作结束，他再坐车回家去琢磨曲子，卡着节拍器，苦练基本功。
到了十一，冰轮他们赶上了节日嘉年华，整整七天都没有休息。每逢嘉年华，北京游乐园里都有盛装彩车游行表演，九个方阵，八辆彩车，从北大门出发，途经极速酷酷熊滑行车、大荡船，之后从空中单轨列车轨道下穿行而过，沿激流勇进、旋转秋千、螺旋滑行车，最后大家汇集在北翔剧场。前面是满载着节日的漂亮花车，五十多个卡通明星在前面走，跟人们打招呼，玩游戏，合影留念，狂欢巡游。
冰轮们戴着高帽，穿着嘉年华的演出服，走在花车后面，奏响狂欢乐曲，到了北翔剧场，歌舞演员们在音乐的伴奏下翩然起舞，将全场的气氛推至顶峰。铜管乐器的音量较为宏亮辽远，在游行队伍或是节日狂欢中总能激起情感的共振。
冰轮父母带着他的姥姥，跟着游行方阵一边走一边听，姥姥很高兴。学乐器这么多年，终于看到了一场真正的大型表演，这是他们最扬眉吐气的时刻。这甚至算不上正经的演出，只是他用来赚外快的渠道，也是他生命中凤毛麟角的满足。
到了淡季，表演不再像以前那样多，早晨管弦乐团穿上玩偶服装，站在门口揽客，和游客合影，晚上再去演出。他说：“这帮日本人就不能让你闲着，领导都一样，生怕你不干活儿。”
我说：“咱宫里不就这样？”
他说：“嗯，咱们还是好一点儿。”
在北游干了五个月，算上黄金周的加班费，除去吃穿用度，他攒钱买了一部诺基亚8310，花了3799元，比大多数手机都要贵，这终于圆了他的呼机梦想。这部手机他用了八年，直到智能手机时代来临。
2002年初，冰轮开始全心全意准备考Z乐团，他想，凭自己的实力和老师的加持，考试一定探囊取物。过了年，沙尘暴和艺考一起到来，遮天蔽日的沙尘打在身上，一张嘴就是一口沙子，吹号之前还得洗把脸擦擦。冰轮的干劲儿很足，他眼前的清澈还没有迷上沙尘。
一试那天，他走进考场，拿起长号，扫视了一圈教室，才发现本该出现在评委席上的老师不见了。老师竟然消失了。他稳定心神，吹完三首曲子后走下台，向其他专业的同学打听，没有一个人知道发生了什么。
冰轮一家慌了，他们难以相信，努力多年后，这种电影般的剧情，竟然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不偏不倚，就发生在他考试当天。考完一试，父母带着他四处打听，学校里每个办公室和老师都找了个遍，无论怎么好言相求，老师们都闭口不言。一家人又去老师的小区打听，门卫不让进，他们求了半天，说孩子考学实在着急，只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门卫叹了口气，请示以后，让他们登记进去。
到了老师家，早已人去楼空，任他们怎么敲门都无人回应。爸妈的敲门声引来了隔壁邻居，她拉开门缝，冷冷地看着他们一家三口。冰轮至今都记得那人嫌弃的眼神，仿佛他们一家三口是明代运河皇船上腐败的贡鱼，恨不得他们赶紧消失。
邻居说，XX老师不在这儿，他不会回来了，你们以后也别再来了。
三人仓皇回到家中，吃了一头一脸的黄沙，心如投河的沉石，茫茫不知所终。直到很久以后，有人觉得冰轮实在可怜，才告知了他实情。近二十年过去，冰轮再也没有见过那个老师，也没有他的任何消息。眼前的星光如陨石冲向少年，重重砸进他的生命，划出长长的血痕，有什么东西被永恒地夺走了。他一闭上眼，就是考试那天慌乱的感觉，棕熊的爪子重重地拍在胸口，根本喘不过气，长号开始刺痛他，多年后已经长出新肉的皮肤，仍在发痛。
这位老师不在了，他们又慌忙去找另外的老师，希望还有点机会。他们请新找的老师吃饭，花了3000多块钱，老师眉头也没皱一下。
五月二号试考完二试。冰轮侥幸地想，他的演奏水平还是在的，他就要凭自己的实力，谁也不靠，看看到底能不能录取，最终，当然是败北。学校承诺的大专文凭也没实现，他还是以高职毕业，彻底错过了应届生的这个身份。
人们谣传，有人考试时在桌子上拍了一辆车的钥匙，那是个疯狂的年代，雾里看花水中望月，谁也不知道真假。冰轮想想自己那顿饭，简直小巫见大巫。这时，他的师兄派特已经去了S市的音乐学院读大一。
新老师于心不忍，推荐他去另外一个派系门下。他向在那里的学长打听了一下前途，发现也没有什么上升的空间，只得拒绝。
秋天，冰轮去一家著名的培训学校挂职上班，做音乐代课老师，教长号和乐理。他去北京各个地方上课，最远的地点在良乡。早晨六点多，他坐上公交，抱着自己的长号和乐谱，看着窗外的繁华逐渐失色。到了学校，学生们也不好好学，纯粹是混课堂，他觉得了无生趣。晚上天擦黑，他再坐着公交往城里赶，看灯火一点点燃起来，到家已经晚上八点多。
世纪初，良乡附近大片荒地，西北风卷起秋天，露出无尽袒露的黄土地，枯枝败叶追着车打转，车上只有他一个人，他坐在最后一排，想到这些事，号啕大哭。可那时他还不知道，他还会遇到更多离谱的事。
冰轮抽了根烟，脸上依旧没有什么表情。“这么多年，我多次跟别人提起这个故事，说到最后我都不信了，我都觉得像我自己编的。所以到了现在，我根本就不愿意提这件事儿。”
有一种治疗失意的疗法叫“耗尽”，只要我们反复诉说同一件事，那么就能消耗掉足够多的痛苦与激情。
大一暑假，派特坐火车回北京找冰轮吃饭，劝他不要灰心，让他准备隔年央音的考试，说自己也会去央音陪他一起进修，准备日后去德国进修。派特在大学里过得很快乐，他的女朋友就是管弦系的同班同学，被大家誉为“琴魔”，她不是为了读书、工作或是荣誉才去拉小提琴，而是至纯的热爱。小提琴对于她，是醒来后就要触摸的琴弦，就像宇宙的弦理论，是每日都要论证的公理。恋爱后，派特和女友决定一起去德国学习管弦乐，追寻最纯正的西洋音乐，学习最先进的技法，将一门技艺磨炼精湛。
冰轮他们那时的梦想都是能找一个学音乐的女朋友，同样精通音律，懂得古典乐的美，可以互通有无，琴瑟和鸣，潇洒快活。吃完那顿饭，冰轮看见两人之间的差距，还是决定继续考试。
冰轮先去小汤山的温泉山庄里找了份工作，那里有个四十人编制的乐队，每天晚上在那里演出。别人在大堂里吃饭，他们就在一边演奏，如果演奏的是古典乐，听众通常兴意阑珊，等同对牛弹琴。上了半年班，他因理念不同和指挥吵了一架，2003年初去了央音进修。艺考中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如果想去哪儿上学，就先去那儿进修一两年，学习那所院校的流派和技法。
央音的老师听了冰轮的经历，问他为什么要去那个高职，说他纯粹是在浪费时间。接着，老师诚实地告诉冰轮，他已经不是应届生，考央音绝无可能，况且长号这个声部的名额早已被央音附中的同学们占满。要是不想耽误自己，最好赶紧去考外省市的音乐学院。
虽然无法在央音考试，至少还可以在全国音乐的最高学府学习。没过两天，非典来了，央音的外省市学生全部回家，学校里只剩了一部分北京本地的学生。到央音的第一天，冰轮他们就跟着一起重新装修琴房，把每层楼的墙重新刷白，将那些音乐家的照片重新打边框装订。干完这些活儿，他才开始跟着央音的学生们一起上课。
到了周末、节假日和暑假，派特都会坐一宿火车回来，去央音陪冰轮一起上课。除此之外，他还在新东方报名了德语班，上完课之后总是忘，便再学一遍初级，为考德福做足准备。多年后，派特自嘲他的数学也很好，语文也很好，物理化学都很好，唯独在语言上的天赋，欠缺了那么一些。好在，德语的初级已经够他掌握日常基础对话，在学习方面不会有任何问题。
冰轮进入了更加专业化的音乐世界，在以前的高职，只要练会四升四降加上C大调，九个大调音阶和爬音就可以通过考试。而在央音，他们则需要二十四个大小调一起练，考试是抽选，必须全会。老师们不再限制男孩们去接触法国号，而是更全面地教给他们各种技术，带他们领悟各种乐器的魅力。冰轮不再是听到法国号，就能跟着老师起哄的少年了。
闲聊时，授课老师对派特说，希望他能来考央音的研究生，看他技术不错，又毕业在即，可以过来一试。而经过老师一番开导，冰轮决定出京报考。不久之后，冰轮报了班补习文化课，为全国高考做准备。
在央音上一年课后，2004年初，冰轮选择报考T市的音乐学院。他想，就算出京也不能出华北平原。年没有过完，他买了火车票，打包好行李，大年初五出发，坐了几个小时的火车，来到T市。冰轮借住到同学的宿舍，发现那里的学习氛围竟然跟高职的情况差不多，白天上课根本见不到人，晚上小树林里全在谈恋爱，人都在网吧里玩儿着游戏，老师教课也是全凭自觉。
彼时的派特从S市大四毕业，和女朋友一起飞到德国，先去学一段时间语言，再申请心仪的学校，经过学校三轮严格的审查后，才能得到现场面试的机会，大概只有音乐类的考生需要严格的现场面试才能决出胜负。他们提前飞过去几个月，拿了考试签证做全面准备。派特和女友各申请了几所不同学校的管弦系，各有两个录取Offer，可惜都不在同一个州或同一所学校。最后只剩了两人都报考的，巴登符腾堡州的一所大学，女友已经拿到了属于她的Offer，剩下的压力全部来到了派特这边。
派特申请了六个学校，这是他最心仪也是最合适的一所学校，来到了这里不仅可以和女朋友在一起朝夕相处，还可以跟自己想跟的导师进行学习。这几个月内，他从未忘记过练习，这是他最后的机会，几十个学生里导师只收两个，他准备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管乐类的考试仍在一起，可这次台下不仅有评委老师，还有其他管乐的学生。派特的排序很靠前，一首古典、一首浪漫、一首现代，怀揣着爱谁谁的心情，三种不同风格的曲子吹奏完毕，时间冲刷过三个世纪，脑海中的音符上下跳跃，人类的文明如群星闪耀，可以听见胸口的战鼓慢慢弱了下去。他鞠躬走下台，没有听其他人的演奏，直接离开了教室。
不久后，派特和另一个德国人得到了长号导师的Offer。他成功了，每一个音符都没有白吹。大学时就在一起，研究生也幸运地考到了同一所学校，那一批留德的中国学生里，和他们一样幸运的情侣不多。
派特和女朋友开始了在巴登符腾堡的演奏和学习，女朋友的导师经常去欧洲各国演出，女朋友便跟着导师一起出去看世界，而他的导师总是在德国境内演出，他也去了很多德国的地方，有时一个月还要准备两场音乐会，学习和排练压力都很大。
谁都想得到天才导师的加持，但依然还要看和导师的契合程度，吹长号的天才不一定特别会教学，这是个普世皆准的道理，就像清华北大毕业的高材生也理解不了有些孩子为什么就解不出奥数题。天才是无法理解普通人的，而天才之间的理解也需要时间。
派特的一个技术很好的学弟曾拜于柏林爱乐乐团长号首席、著名音乐学院的教授克里斯塔特·格斯林门下学习长号，然而跟导师的磨合却是件艰难的事。演奏中有个难点，学弟按照老师教的办法怎么也吹不上去。格斯林急得满头大汗，“这怎么吹不上去呢？这不是很容易就达成了吗，我给你示范一下，你看看。”
说罢，他拿起了长号，音一下就上去了，看起来是那么轻松，很容易就达到了完美的音准与和谐。
在派特看来，有些人就是天才，他吹一个音就是比别人轻松且精准，永远不会出错。有的德国同学嚼着口香糖就能将一首曲子完美演绎，不出半分差错。
德国学音乐是严进严出，如果达不到老师的要求，很难磨合成功，或是看起来距离毕业遥遥无期，就要面临着被老师劝退的风险。学弟最终转去了另一个老师门下，硕士毕业后，成功读到了博士，日后一片坦途。
在派特和女朋友在德国忙于学习、论文和演出时，冰轮依旧是漂泊的状态，连大学的门还没摸到。身边不再有派特，他拔号四顾心茫然，只有每天坚持吹号和做题，几乎什么也顾不上。
那些年，总有女孩儿追冰轮，拼命给他打电话发信息约他出去吃饭。他谈了恋爱，依旧特别忙，一面补习文化课，一面练专业技术，一排练就几个小时，根本顾不上回女友的信息，总是她发很多条，他只能回一两句，根本无暇顾及恋爱。
更恐怖的是，他因为学习生活穷得叮当响，每次女友约他出来，都是她请他吃麦当劳。女友比他大一些，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在他最艰难的时候，总是陪着他。异地恋更辛苦，他根本顾不上女朋友。
六月高考完，冰轮在T市边玩儿边等成绩。结果官方根本没有出排名，他不知道成绩，不知道名次，更不知道录取名额。紧接着，冰轮接到了T院儿主考老师的电话，什么都没提，只是让他交五万块钱赞助费就能上。他打电话给考上T院的同学，同学说，在T院没有排名，大家考完试，如果这个系报名人多，那么交赞助费的就可以上，如果这个系只有一两个人报名，那么就可以直接录。
冰轮收拾好行李，坐着火车回到北京。到家以后，他跟父母形容了一下T院的气氛，又说了交五万块钱这件事。本来他对于出京上学就充满了抵触，再加上对方不出排名的做法，让他更加生气。多年来，家里为了供他学音乐已经花了很多钱，他不愿意为了上学再花钱。见识了央音的氛围后，他更不愿意去将就。
从T市回来后，冰轮决定先找个工作，再找机会准备明年的考试。考完试，女友问他关于未来和结婚的问题，这一年冰轮二十岁，女友比他年长几岁，想快点结婚，可冰轮还在暗淡无光的考学中挣扎，实在没办法许给她什么。两人因此分手，嗟情人断绝，音信杳渺。
直到这时，冰轮还没有放弃，最后在2005年又努力了一把。当时，与R大合作的某艺术学院开始招音乐系的学生，挂靠的是R大，又是在北京，他决定再试最后一次。他按部就班地考完一试二试，觉得这次总该没问题了。
可艺术学院的老师回复，说管弦系招不满，收的人太少无法独立成班，让他换专业，让他考虑考虑民乐或是声乐。
冰轮一听，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西洋乐、民乐和声乐分属三个不同的体系，连最基本的乐理、乐谱和演奏方法都不同，不可能说转就转。况且，他怎么也不可能自废武功，半路出家，去学另一种乐器。
多年以后，那所艺术学院被R大正式收编，成为了R大的艺术系。如果冰轮成功入学，为了这个文凭而学习，如今也可以说是R大毕业的。但冰轮永远不会这样做，他就是不会。也正是从那天开始，家里人再也不提长号考学这件事。
过了年，派特从德国回来，俩人吃饭时聊起德国的铜管乐，说德国的中老年乐手很多，肚子托着圆号或萨克斯，气息饱满，腔调悠长。派特的德国同门没能毕业，而他则经历了严格的训练，付出了足够多的努力，终于得到老师的认可，顺利成为了一名长号专业的研究生。此时的派特眉宇间更加开阔，举手投足游刃有余，而冰轮还四处教乐器，没有任何正经学历和职业，他成了一名真正的长号浪客。
冰轮的心从那一刻彻底成了翡冷翠，那些星星扎进地里，变成一枚枚哑弹，在每一个午夜梦回中让他一次次经历恐慌和爆炸，让他有口难言。他想，如果再在长号这条路上走到黑，他很可能会变得不食人间烟火。但冰轮不想那样，他还想赚钱，继续生存下去。
我问过他为什么没想过搞乐队，为什么没有坚持下去，转念一想，他是学古典乐出身，本来就讨厌流行音乐，更别提摇滚乐队，他不愿意去做些似是而非的事。对于坚持某种理想或者是坚持某种标准的他，一次次被伤了心，绝对不会回头。
他回答得很干脆，长号太过小众，派特去了德国，没人可以再和我一起聊音乐。音乐这个东西，一旦没了知音，索然无味。
2007年，冰轮考来冬宫，一待就是十五年。自从来到这里，他再也没有碰过长号，也没有再听过古典乐。这么多年，他学会了如何去欣赏古典乐，但最爱的却是轻音乐。曾经最讨厌的爵士和摇滚乐，也因为作曲家祖坚正庆，让他爱上了所有曲风。
刚刚进宫的时候，冰轮觉得枯燥又无聊，明明自己学了十几年古典乐，最终却是和妈妈一样来检票站岗，似乎怎么也走不出这个麦田怪圈。当时的新人们都想被分到护宫小分队，主要的工作是查抄小商贩的烤白薯和冰棍饮料，如果混熟了还能吃块热地瓜。
领导宣布冰轮被分到了蟠龙门的那一刻，他的小伙伴纷纷转过头来跟他说，那边闹鬼。
在蟠龙门上班第一天，冰轮就和逃票的黑导打了一架。站在蟠龙门的大门口，水道送来一船又一船的游客，冰轮既要检票，也要管船，还要分辨每种导游团，各种账目和大小船票，耳边变成了喇叭声，忙得晕头转向。艳阳之下，他收票收得都没了知觉。
一些老师傅中午吃完饭喝酒，有时喝多了睡一下午，或者下午去洗衣服，他就自己站一下午岗，没人来替。好在疫情之前的旺季，因挨着水道和船运的关系，他们的收入颇丰。
每逢休息日，他都尽量跑宫里来干活儿，几乎大包大揽，指望这样能提个小掌门，日后好给家人增光添彩。系统中的老人儿们彼此相识，都是在各个皇家御苑里上班儿的，谁不认识谁。按照年轻一辈的话来讲：“我得给我们家人长脸。”
风雨无阻干了几年，本来有提干的机会，也因为他学历和身份等种种问题没能成功，似乎某种属于长号的运气永远地凝滞在了他的身上。他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切，认真辅佐新干部，整整十年，俩人配合得很好。他每天骑一个小时车上下班，去健身房健身或去游泳场游泳，满身大汗，能吃一碗面条，什么也不想。
十五年来，他看着不少人在河道里出过各种意外，别人进宫是为了赏乐，他进宫则看了很多沉浮。唯一让冰轮感觉奇怪的是，当他年轻，一分钱没有，背着长号，累累若丧家之犬，满北京的练琴、考试、演出和教课，没时间去跟姑娘恋爱，甚至连消息都不回的时候，身边总有女孩儿追他，怎么推都推不掉。自从进宫以后，赚了钱又有时间，却再也找不到合适的女朋友了。
我歪了歪头：“可能是人家看不上咱们这检票的工作吧，觉得不体面。那时候你不是吹长号吗？尘埃未落的时候，还让人家觉得有很多希望。”
“嗯，无论怎么说，我就是失败了。每当我跟别人提起这些，他们都会说是我不够努力。”冰轮掐了烟，“如果是这样，我就不再跟他聊了。”
“我理解你，你很努力，但这与努力无关。”
“我有时候会想，如果当初坚持一条道走到黑，从拿起长号那一刻起我就决定走专业，那么是不是一切都会改变？”
其实，音乐这碗饭，吃不吃得上，大多靠运气。其实，即使苦练多年武功，并不一定要终身从事音乐事业。我有个朋友毕业于茱莉亚音乐学院，又曾师从著名指挥阿巴多学习指挥和作曲，多年来苦练弦乐，最后也不再演出，而是跟着家里人一起做影视，过得也很快乐。冰轮过去的那些同学，大多数都改了行，逐渐失去了联系。
派特和女友回国后，很快举办婚礼并相伴至今，一对爱鸽，从未与彼此和音乐失约。两人都成了专业老师，教各个学校的孩子学习长号和小提琴，时不时会去国内和国际的演出，总是发朋友圈。派特已有十一年没说过德语，而他的妻子和导师的关系很好，每年都会回德国学习几个月，跟不同流派的老师学习更多的技法和内容，疫情时期便通过视频连线，一丝不苟地完成每次课业内容。妻子完全沉溺于小提琴所带来的纯粹快乐和幸福，湖心亭看雪，更有痴似相公者。
冰轮的确是一生襟抱未曾开，这并不是一个一万首歌殊途同归的故事。他看着派特的朋友圈，他清楚地知道，他们已经是两条路上的人了。即使相见吃饭，冰轮也尽力不提以前的事，连长号这两个字说出口都嫌烫嘴。
派特劝他，“其实你看，有个编制也不错，有份稳定的工作，生活不也很好嘛。”
那天落了雨，天气并不热，两栋商厦交汇处的隧道里勉强伸进点儿出口的光，我们坐在冰激凌的小桌子边，暑气慢慢地洇到皮肤上。过往的车辆非常吵，恰好与冰轮的声音完美混响。旁边有个穿背心的流浪老汉，在这条隧道里走来走去，忽然伸过胳膊，管冰轮要了一支烟。
我想起一首小诗，冰轮影里山河见，玉鉴光中星斗明。万象主人收拾尽，一樽酬罢一诗成。冰轮吹长号和检票的时间几乎一样长，他也从那些欢乐或痛苦的协奏中，体会到了磨练这两种技艺的纯粹乐趣。其实，学习弦乐的第一步是要把姿势练熟，第二步是练空弦，第三步练音阶。在检票口也是一样，要熟练地拦住逃票的游客，要在凌晨和傍晚守至无人，要在人流密集的时刻学会掌握GDAE等大小调的调控。当我在岗亭里一面接待各地旅游团，听遍酸甜苦辣的乡音，一面追出去把逃票的人追回来，甚至从蟠龙门追到如春湖，甚至到露陈石碑时，同时穿行的两个我，不比四重奏来的更轻松。
而冰轮大哥会站在岗亭里，看着我从露陈座跑回来，微微一笑，“票不能这么检，会把自己累死的。”
世界上有那么多吹长号的人，但只有一个长号手会检票。柏林爱乐只有一百四十年，而冬宫历经了两毁两建，已过了二百七十二年。能进柏林爱乐的都是世界顶尖的乐手，如果在演出时吹错一个小节，那也就不用再来了。冬宫也不是谁都能进的，若是在冬宫失手打碎了一件文物，也会被发到偏远的地方。无论冰轮去柏林，还是留在北京，他所演奏的都是大部分人无法比拟的乐章。
冰轮让我再也不要跟他提长号，我答应了。他说估计那铜都已氧化，如果谈了恋爱，他就会搬家，然后就把它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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